今年，中国超过美国，成为巴西最大投资国。据估计，今年头6个月，中国对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达到100亿美元，远远高于去年同期的8300万美元。 　　鉴于中国在2008年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国，这一投资飙升几乎毫不令人意外。但这在巴西引发了一场公开辩论。受资源短缺及出口低成本生产需要的推动，中国在政府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是否构成了“新殖民主义”威胁？或者，中国投资者对于巴西日益繁荣的经济是件好事？ 　　巴西以前有过这种经历：40年前，巴西经历了日本投资热潮。那次经历似乎表明，巴西政府在控制中国的投资大潮方面必须做出更多努力。 　　1964年至1974年，日本和巴西双边贸易增长近3000个百分点。巴西向日本提供了亟需的大宗商品；反过来，日本为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。最终，贸易演变为外国直接投资，巴西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叶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三大接受国。 　　日本当年在巴西采用的许多战略如今正被中国效仿。从外交方面来看，1974年，日本自民党首相田中角荣(Kakuei Tanaka)对巴西进行了里程碑式的访问，以促进投资交易。他的目标是与淡水河谷(CVRD)在钢铁、铝和纸浆加工领域组建合资企业。2004年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访问巴西，出访目标类似。这一次，中方与淡水河谷以及巴西国家石油公司(Petrobras)签订协议。 　　当年，日本的政策性银行——海外经济协力基金(OECF)和日本进出口银行(JEXIM)发放软贷款，这样日本综合企业就可以在巴西进行杠杆性投资。类似地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(CDB)去年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发放了100亿美元贷款，以帮助中石化(Sinopec)与该公司结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。 　　此外，事实证明，与巴西精英的个人关系也有用处。淡水河谷前总裁埃雷泽尔·巴蒂斯塔(Elezier Batista)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与川崎(Kawasaki)和新日本制铁(Nippon Steel)签订协议。如今，他的儿子埃克·巴蒂斯塔(Eike Batista)担任矿业、天然气和物流集团EBX的总裁，该公司正与武汉钢铁(Wuhan Iron and Steel)和其它中国国有企业展开合作。 　　当然，历史对比只能到此为止。过去40年，巴西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国有企业与日本经连会(keiretsu)综合企业也有着很大不同。 　　但历史仍提供了宝贵教训。上世纪70年代，日本投资被视为资金短缺的巴西经济的一个有利资金来源。但这基本上是为了抵消全球市场上石油和金属价格上涨。当这些价格在80年代下跌时，投资随即锐减。 　　巴西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：一旦中国需求减弱，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就可能结束。与此同时，对于“荷兰病”(Dutch disease，即受大宗商品推动的货币升值破坏制造业)的担忧正在加重。巴西对华出口大部分由大宗商品构成；相比之下，制造业占巴西对美欧出口的一半以上。中国的廉价制成品正在巴西本国和第三方市场损害巴西工业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就在中国增加对巴西的投资之际，巴西正对中国提起更多反倾销诉讼。 　　许多项目仍处于规划阶段，因此巴西政府有时间确保中国投资会带来价值，无论是“绿地”(greenfield)投资还是企业并购。与来自美欧的投资者相比，中国企业在技术或运营诀窍方面几乎没什么可提供给巴西方面。以资源为目标的外国直接投资也许会改善巴西的炼油和炼钢能力，但许多此类项目带有社会和环境成本。 　　在路易斯•伊纳西奥•卢拉•达席尔瓦(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)总统的领导下，巴西政府没有对这些挑战做出足够的回应。巴西在中国的外交使团规模还不如巴拉圭。巴西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为本国的外交使团培养中国专家。双边战略对话框架几乎不见成果。卢拉去年访问北京是2004年以来他首次访华，而且仅持续了两天。新当选的继任者迪尔玛•罗塞芙(Dilma Rousseff)确实有机会在这方面有所突破。 　　巴西发展、工业和外贸部(Ministry of Development,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merce)一直不愿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巴中商会。结果，单单在圣保罗就林立着很多巴中商会。它们几乎得不到公共资助。在缺乏中央协调的情况下，巴西地方政府正投入一场争夺中国投资的竞赛。 　　今年早些时候，巴西政府骄傲地宣布，巴西出口和投资促进署(APEX)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。然而，鉴于该机构的资源有限，这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。巴西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措施。